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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 文物背后 介绍的第 141 件文物
明景泰 掐丝珐琅番莲纹盒
高6.3厘米,口径12.4厘米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可能有些朋友会纳闷:标题里不是说“景泰蓝”吗?为啥介绍的文物却是一件景泰年间制作的掐丝珐琅呢?实际上,掐丝珐琅就是景泰蓝的学名,它是一种复杂的金属工艺。
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件掐丝珐琅番莲纹盒。器物为铜胎,盖与器身铸成浮雕式八瓣莲花形。器外施浅蓝釉为地色,八瓣莲花的各莲瓣内饰以不同颜色的折枝番莲花叶。
盖顶平坦,饰莲心纹。底及盒内光素镀金。盒心阴刻“大明景泰年制”自右向左一行楷书款。
盒心的景泰年款
虽然明清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物有很多都带景泰款识,并且底色为蓝色(这也是这类器物被称为“景泰蓝”的原因),但这件圆盒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制于明代景泰年间的器物之一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大家可以看一下景泰年款掐丝珐琅器物的款识:
(图自杨伯达《景泰款掐丝珐琅的真相》)
可谓是形状、字体、文字顺序都很不相同,千变万化,特别潇洒。
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杨伯达先生,见到这些花样繁多的景泰款,心里便生出了疑问:这么多掐丝珐琅器物都有景泰款,如果它们都是景泰年间的制品,那么景泰时期掐丝珐琅的生产量一定很大;大量的掐丝珐琅都集中在一个时期制作,难道连一个标准的、便于批量快速复制的款识形式都没有吗?
但没准景泰皇帝就是这样随性,不爱搞标准化生产呢?于是,杨先生又从器形、工艺水平等方面入手,试图探求这些景泰款的掐丝珐琅器物,是不是真的符合明代掐丝珐琅的工艺水平,器形是不是符合明代器物的造型,等等,试图把它们排进明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序列中。
给器物一排队,杨先生就发现问题了:有的器物,器身工艺十分粗糙,局部的器耳、圈足工艺却特别精细;有的器物,如果把杂七杂八的小附加物去掉,活脱脱就是一种清代才能出现的器形;有的器物的口沿、底足等处明显经过后来修补,花纹都被盖住了……
景泰款掐丝珐琅花卉纹兽耳鼓式炉,根据镀金的光亮程度和兽耳造型、装饰风格等因素判断,应为清代制品。
上图器物底部的景泰年款
经过仔细的考察,杨先生得出结论:故宫博物院的景泰款掐丝珐琅器物,大多数都是明早期或清代制品,景泰的年款是清朝工匠刻上去,或者用其他方法做上去的。在清中期收藏界,景泰款掐丝珐琅的名声已经很响亮,如果一件器物有景泰款,它的价值会大大增加。
按照杨先生的思路考察其他机构收藏的景泰款掐丝珐琅器物,真正为景泰年间制品的,也是凤毛麟角。数量稀少的原因,除了明代距离现代较远,文物散佚、毁坏的可能性更大以外,还有景泰蓝自身工艺的复杂。
景泰蓝工艺,到底复杂在哪里?以这一只小小的盒子为例,它的制作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:
制胎:以铜片制出盒子的形状;
掐丝:按照设计的纹饰,将压扁的铜丝粘在铜胎上,相当于给图案“勾边”;
烧焊:将铜丝牢实地焊在胎上;
点蓝:按照设计的纹饰颜色,在铜丝围成的每个小区域里填上相应颜色的珐琅料粉末。一次点蓝只要填上薄薄一层即可,不要一次将珐琅料填得太厚;
烧蓝:点一次蓝之后,将器物放进炉内烧造,使珐琅料熔化。烧蓝之后再次点蓝,直到烧造后的珐琅料面与铜丝平齐。
烧蓝时用的炉子
磨光:以细砂石、黄石及木炭分别逐次打磨珐琅料与铜丝的粗糙处,使器物表面平整,完全露出金属丝,然后用砂纸打磨抛光。
镀金:使磨光后的器物表面更显艳丽。
景泰蓝工艺中的关键原料——珐琅料,是以石英、硼砂、长石等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和,分别加入各种呈色的金属氧化物,再经焙烧磨碎制成的粉末状彩料。它的成分与瓷釉的成分,颇有几分相似。
然而,景泰蓝工艺可不像瓷器那样“土生土长”。掐丝珐琅制品在10—12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达到极盛。在元代,这种特殊的工艺由阿拉伯工匠带入中国。
至于阿拉伯工匠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,还要“归功”于蒙古军队。
13世纪,蒙古铁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,从蒙古的草原一直打到了东欧地区。
13世纪末期的蒙古诸国(汗国)
大多数人对于蒙古骑兵的印象可能是野蛮、凶猛。的确,残酷的屠城在蒙古军队的征服过程中十分常见。但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习惯:喜欢工匠。
攻下一座城池的时候,城里的工匠一般不会被杀,而是被蒙古军队收编。工匠们或者随军服务,或者被派给哪个将领做仆人,或者被押回蒙古。
之后,这些工匠有的要为他们制造军用器械,有的在蒙古或者到被征服地区指导工艺品的制造。掐丝珐琅工艺,正是由被俘虏的阿拉伯工匠带入了中国,并在中国得到了明清皇帝的青睐。
(PS:如今,景泰蓝能够成为家喻户晓的工艺品,离不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位杰出女性的努力。她是谁呢?请移步今天的第二篇推送。)
参考文献:
故宫博物院. 故宫珐琅图典[M]. 紫禁城出版社, 2011.
刘赦. 灿烂夺目绚丽多姿--浅谈掐丝珐琅工艺[J]. 东南文化, 2003(8):22-27.
杨伯达. 论景泰兰的起源——兼考“大食窑”与“拂郎嵌”[J]. 故宫博物院院刊, 1979(4):16-24.
杨伯达. 景泰款掐丝珐琅的真相[J]. 故宫博物院院刊, 1981(2):3-21.